三省六部制确立于隋朝，当时的六部分别为吏部、礼部、兵部、都官部、度支部和工部。其中，都官部即后来的刑部，主管刑法和刑狱工作；度支部即后来的户部，主管仓库、钱粮等。三省六部制完善于唐朝，此后一直延续到清末。明代尚书官职一直是史学界的研究热点，文章旨在总结近年来学界对明代尚书官职的相关研究及其成果。

一、明代尚书任职情况——以吏部、户部为例

明代六部分别为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6个部门。按照实权和职责来看，吏部地位最高，户部次之。吏部主要负责官员的铨选、升迁和调动，即“表率百僚，进退庶官，铨衡重地，其礼数殊异，无与并者”；而户部则掌管国家财政，自明代废除丞相制度以后，户部机构职掌与权力远超以往历代，真正成为管理国家财政、经济的最高机构，二者都对明代的政治和社会产生深远影响。就人员名额具体化而言，明代吏部尚书人数记载不一，史书所载和今人研究均有不足，不同史书所记载的人数也有较大差别。据《明史·七卿年表》记载，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至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共载吏部尚书102名；宋启明的《吏部志》则记载，至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吏部尚书人数已达135名；谈迁的《国榷》则记载，明代的吏部尚书共有127名。户部尚书一职在不同史书中的记载内容也大有不同，如乡籍、系年、任职情况等。明代的各部尚书无论是吏部、户部还是其他部的官员，其来源都比较广泛，任职形式亦有多种。明洪武年间关于吏部尚书的任职形式就有知、兼、试、真、署等，如明洪武二年（1369年）十月，“召山西参政陈亮为中书省左参政，知吏、户、礼三部事”。《明史·七卿年表》记载了关于户部尚书任职和去职的诸多信息，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但该史料缺乏对户部尚书籍贯的记载，且只记载了从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至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的相关信息，缺乏明洪武十二年（1379年）以前的相关记载。吏部和户部作为六部中地位较高的部门，其所做的决策对社会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其人员调动和任职频率在每个朝代亦有较大区别。明洪武年间，新朝初立，国家百废待兴，需要大量人才积极提出治国理政的方案，因而，人员任免和调动较为频繁。据相关史料记载，仅洪武一朝（1368—1398年），出任吏部尚书一职的共有41人，出任户部尚书一职的共有44人，在明代尚书总数中占比较大。

二、明代尚书的人际关系和地域分布特点——以兵部、礼部为例

封建社会，官本位思想浓厚。自隋朝开创科举制以后，部分人能通过读书考试来做官，明代继承并发展科举制度，且明代科举取士名额较前代有所增加，许多官员通过科举考试的方式实现做官梦想。在明代官僚体系中，科举出身的官员占比较大。例如，礼部尚书中出身科举的人数占76.4%，其中庶吉士出身的礼部尚书就有55名；而兵部尚书所占比重比礼部更高，达79.4%；其他各部尚书中科举出身的比例也都超过70%。

科举制度能够帮助读书人实现跻身仕途的梦想。官僚系统各部门之间、官员和官员之间，也有着错综复杂的联系，大体上可以分为学缘关系、亲缘关系、近侍关系、乡缘关系等。就兵部尚书一职来说，明正德元年（1506年），朝廷当权者是司礼监掌印太监刘瑾，与其同乡的刘宇和曹元二人就是通过与刘瑾的乡缘关系升为兵部尚书，至权倾一时。刘宇又在明弘治十八年（1505年）被时任吏部尚书的同乡马文升推荐任宣大总督。此外，通过近侍关系升迁的事例也值得关注。明代皇帝有让皇子进行经筵日讲的习惯，就算是皇帝本人也不例外。作为日讲官的官员往往与皇帝和东宫的关系密切。例如，明熹宗时的孙承宗就是在明熹宗初即位时，以日讲官的身份接近明熹宗，通过日讲，二人关系日渐密切。当时辽东战事吃紧，兵部尚书崔景荣又是平庸之辈，不足以当大任，廷臣知孙承宗对兵事多有研究，遂多次举荐孙承宗，但明熹宗眷顾不许。后来清兵进至广宁以后，形势越来越危急，明熹宗不得以将其任命为兵部尚书，入直办事。

三、明代尚书的籍贯问题——以工部尚书一职为例

在明代，六部以吏、户、礼、兵、刑、工的顺序来排列。其中，吏部地位最高，工部地位最末。工部主要负责国家重大建设项目，包括水利、屯田、交通等。此外，皇陵的修建工作一般也由工部负责。虽然其地位在六部当中最低，但是从整个国家层面来讲，工部的作用举足轻重，国家日常建设问题都与工部息息相关。

明代关于工部尚书的记载在《明史》《明实录》《明史纪事本末》等中都有体现，但关于工部尚书籍贯等方面的记载并不全面，史料多记录工部尚书所做的事情。《明代职官年表》详细说明了明代工部尚书籍贯和任职情况。据《明代职官年表》记载，明代工部尚书共123人，其中半数人来自南方各省，南直隶籍、江浙籍一代的经济发达省份人员有36人，占比高达30%。这是因为南方省份经济发达，社会相对稳定，人口相对较多，能够参加科举考试的人员相对较多。并且洪武年间，国家政治中心在南京，吸引了南方地区的人才引进。自明成祖迁都北平（1421年）之后，形成两京并立的局面。随着国家政治中心北移，南方经济发达的省份人员占比相对下降，南北方选官制度相对稳定，经过洪武年间的恢复发展，社会逐渐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明正德年间到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有史可靠的工部尚书人数共有73名。其中，山东籍工部尚书人数最多，共有13名；浙江籍的工部尚书人数次之，共有11名；江西籍的工部尚书人数9名；北直隶籍的人数为7名；湖广籍、陕西籍、南直隶籍均为4人；人数最少的地区为广西，仅有1人，这与当时的政策、各省人口数和人们的文化水平有一定关系。明代工部尚书反映了当时社会对政治中心的重视。明初的政治、经济中心在南方，因而南方籍官员人数相对占比较大，江浙、南直隶等地尤为明显。后随着迁都的进行，北方官员人员数逐渐增多。至明后期，北方籍人士已经占据多数，反映出当时统治者对北方地区的重视，表明工部尚书的人选与当时社会、政策、经济等方面具有密切联系。

总体来说，明代官僚体系与前代相比较为完善。明代统治者通过科举考试的方式选拔官员，构建庞大的官僚系统，保证国家正常运转。作为国家高级官员的六部尚书，在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起到不可忽视的重大作用。尚书群体能够反映当时社会发展的规律，官员与官员之间的联系，无论是学缘、乡缘关系，还是事缘关系，无不反映出当时社会状况。任人唯亲的现象也是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官员来源的分布广泛、人员的可选择性多反映出当时科举取士对明朝社会影响力之大。官员籍贯也与当时国家政治走向和经济发展状况息息相关。六部尚书的决策会影响国家发展状况，其中，掌管兵权的兵部尚书的决策制定甚至决定着一场战争的走向，关乎一个国家未来的命运；吏部选人得当对国家发展具有积极促进作用。需要注意的是，古有史料和今人的研究仍有很多方面值得继续深入探索。例如，史料中对于部分尚书甚至无籍考查的人员没有记载；不同史料记载的官员人数亦有不同，各种说法众口不一，部分史料的记载缺乏真实性；封建社会背景下，部分作者受统治阶级影响，刻意遗漏、删减某些真实的史实内容。可见，学界对于明代尚书官职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对于史料的真伪有待进一步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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