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丁·戈迪默是南非著名作家，小说《七月的人民》是她的代表作之一。《七月的人民》以白人斯迈尔斯一家逃难到其仆人七月老家——黑人部落后的生活状况为主线展开。白人的特权和优势在这个破落的黑人部落消失殆尽。文章从空间环境、权力话语和语言文化等方面展开探讨其精神和心理危机，从而揭示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给南非人民造成的精神创伤。

一、空间环境置换下的精神危机

时间和空间是人类感知、把握世界的两个重要维度。著名思想家福柯在他的讲稿和访谈录：《另类空间》、《权力的地理学》、《空间、知识、权力》中都提到了空间意识，揭示了空间、知识、权力之间的内在关联。所以权力关系发挥作用与空间环境有着重要的关联。来到这个黑人部落以后，巴姆与莫琳之间的夫妻关系就发生了明显的扭曲。巴姆失去了作为丈夫的物质条件，从而不能给老婆孩子提供安全和舒适的保障。其次空间环境的转换，夫妻俩完全脱离了以前的生活环境，在生理和心理上都难以适应，从生理上来说，没有干净的生活用水和生活用具，夫妻俩连基本的洗澡问题都难以解决，所以在性方面是不和谐的，夫妻俩几乎完全脱离了这方面的欲望，连仅有的几次性生活都是扭曲的。空间环境变化带来最大影响的就是斯迈尔斯夫妇与七月之间身份关系的置换，过去是七月必须依靠斯迈尔斯一家才能继续在城市生活下去，并获得养家糊口的经济来源。来到这个黑人部落之后。斯迈尔斯一家必须依靠七月，需要七月给他们提供住宿、饮食。这样的置换关系之下是深层的权力文化关系。从殖民话语理论来说，七月在小说中回到村落之前就相当于南非白人生活中的“他者”，但是当斯迈尔斯一家来到黑人部落之后，他们一家成为了这里的“他者”，成了边缘性的群体。从前的生活记忆所赋予的惯性思维使得斯迈尔斯夫妇在角色的转换上，在行为或在心理上难以同步，在情感或在理智上难以平衡。

二、权力“去中心化”引发的精神危机

南非的殖民历史就是一部剥夺的历史，种族隔离政策的建立使得白人在南非的特权更为强化，白人成为物质的所有者，权力的把控者。小说《七月的人民》书写了一个相反想象场景，在这里，白人被剥夺了中心地位，不再位于权利的中心。在去白人中心化的同时，白人建构的社会思想文化体系也逐步被瓦解。小说中当斯迈尔斯一家来到七月生活的黑人村落的时候。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失去了效用。在这个黑人部落的生活与城市生活相脱离。用钱买不到生活所需，买不带黑人的服务，买不到尊重和服从，金钱在这儿的作用对于斯迈尔斯夫妇来说就是一堆堆废纸，“在这儿，成捆的钞票不过是纸片罢了。”。这种以白人特权为中心的资本主义控制手段的失效给以斯迈尔斯夫妇为代表的白人群体敲响了警钟，也注入了焦虑。在小说《七月的人民》中，卡车和猎枪是夫妇俩一直守护而不愿与他人分享的物品。它们一方面代表着白人的权威和高贵，因为这两样东西在当时都是白人才能拥有和支配的工具。而七月对卡车的占有，暗示着白人特权身份被打破。另一方面这两样东西也是巴姆和莫琳自卫保护自身安全和逃生的工具，当他们失去这些东西的时候就意味着他们的安全感和追求自由的希望之火完全被扑灭了。进而完全沦为“他者”寄生在这个黑人部落。“他者”生活环境的煎熬和精神的痛苦一直存在于身边，高贵和特权一点点被吞噬，一切的挣扎最后都只能妥协和放弃。

三、语言文化引发的精神危机

语言文化是文明的象征，语言文化的格格不入成为阻碍斯迈尔斯夫妇融入这个黑人部落最大的障碍。在南非，白人的语言有着中心的地位，代表了白人的话语统治地位。这种语言霸权奴化着黑人的言语思维习惯，将黑人排斥在文化中心的边缘。但是到了这个黑人部落，白人语言的交流作用失效了，黑人们听不懂斯迈尔斯一家的语言，斯迈尔斯一家也听不懂当地的土语。当英语的强势地位被土语取代以后，这种语言的矛盾就直接的显露出来。在这个黑人部落里，斯尔梅斯夫妇常常被黑人取笑和评论。在黑人的聚会的时候，当巴姆“看似津津有味地品味着他们的酒的时候，七月则在旁边用他听不懂的语言讲述有关于他的轶事。”巴姆成了黑人语言调侃的对象。部落文化成为话语权力的中心，英语失去了霸权地位。这种语言上话语权利的失落将直接影响斯迈尔斯一家的生活状况。从深层上来说，白人话语已经逐步成为了南非本土话语中的“他者”。语言交流障碍的解决将是巴姆和莫琳生活的一大关键，但他们并没有克服这个障碍，但他们孩子的适应了，给语言的融合提供了新的视野，共同的语言是南非社会融合和进步的前提，语言是社会变革的工具。

四、结语

戈迪默以一个南非白人的视角看到了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给南非带来的灾难。在小说《七月的人民》中，戈迪默直接展现了黑白文化共存与融合的困境，小说通过一种虚构现实主义的叙事手法，描写了南非社会在未来即将面对的危机，当白人政权覆灭，南非的白人将会面临的境遇。空间环境的变化，身份的置换，物质权力和话语权力的失落的背后是白人权威和精神的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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