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宋代儒学之争的文化背景

道学家对秦汉至唐朝这段历史持批评态度，认为“凡《诗》《书》、六艺之文，与夫孔、孟之遗言，颠错于秦火，支离于汉儒，幽沉于魏、晋六朝者，至是皆焕然而大明，秩然而各得其所。此宋儒之学所以度越诸子，而上接孟氏者欤”（《宋史·道学列传》）。宋代学者接续孔孟之道，排斥汉唐诸子，甚至将孟子排在孔子之前。朱熹认为，三代专以天理行，是王道；汉唐专以人欲行，是霸道，“其全体却只在利欲上”，高祖私意，太宗人欲，三代和汉唐“终不能合而为一也”（《答陈同甫书》），对于其贱王尊霸、谋利计功的历史更是不可听信，“看史只如看人相打，相打有甚好看处”（《朱子语类》），对读史颇不以为然，并指名说浙东事功学问的代表陈亮一生被史学所坏，即便需要史学，也得以显明义理为目标，先经后史，经本史末，经为体、史为用。朱熹的说法立即遭到陈亮的反驳，他认为汉唐功业彪炳，平定天下，不失其救民之心，与三代虽未等同，但只存程度差异，即做得尽与做不到尽而已。道有待于物的表现，王道则由历史事功显明，经书亦是当时历史的载录，“千五百年之间，天地亦是架漏过时，而人心亦是牵补度日，万物何以阜蕃，而道何以常存乎”（《甲辰答朱元晦书》）。不能存天理灭人欲，不能脱离社会功利和高谈道德性命之学，要实现社会事功，需兼备才能、智慧和勇气，济世达务，做对社会有用之人。

宋儒张载《近思录拾遗》提出“四句教”，“为去圣继绝学”当世已熟知，其影响泽被后世，加上朱熹等宋儒的推动，论及绝学多指原典圣学，用以修性以符天道。对此，陈亮嘲讽道：“‘得不传之绝学者’，皆耳目不洪，见闻不惯之辞也。”（《又乙巳春书之一》）他认为，道学话语是耳目闭塞的托辞，其废见闻之实而讲心通性达，因此，要力辟心性之学，主张开物成务的实学，服务于社会现实。古代圣贤阐明人伦，设立学校来教化民众，还强调礼、乐、射、御、书、数，即六艺的学习和训练。但其是以才艺自身作为目的，还是将其作为道德教育的手段呢？浙东唐仲友回答：“古之学者其兼于艺，可谓勤矣，后世不然，《礼》《乐》不素习，曰‘吾人求其义’。《射》不屑为，曰‘吾将专其文’。《书》《数》不求精，曰‘吾将志其大’。”其对圣人之道和才艺教育的关系加以总结：“周公大圣人，而曰‘多才多艺’。孔子大圣人也，而曰‘执射执御’。况下于周孔者，而可耻于艺乎？”（《道艺论》）唐仲友认为，圣人必须掌握才艺，否则无法追求和体会其道义。事功才艺体现性仁道义，性仁道义需托事功才艺，不可偏废，绝学融合事功才艺才是正道。

二、浙东学派与黄宗羲的绝学论

黄宗羲在其著作《明夷待访录》中提出绝学论。“明夷”取自《易经》，是其三十六卦，太阳没入大地是其卦象。书中所言“有待于后来者”，主要指君主寻访采纳，着眼于将来的启迪作用。该书共有21篇精要之论，阐述了君臣、士相、胥吏和奄宦等13个问题，涉及社会各方面的知识。黄宗羲于此书中正式标举“绝学”，足见其重视程度，“绝学者，如历算、乐律、测望、占候、火器、水利之类是也”，并作为国家选拔人才的考核项目，要求提拔在绝学方面取得研究成果和发明的人，以应对实际事务，“郡县上之于朝，政府考其果有发明，使之待诏，否则罢归”，经世致用的意图非常明显。历算是天文历法的知识；乐律即音律之学，延续儒家礼乐传统；测望关乎数学知识及其应用，使用仪器测远、测高和测深之术；占候以天象汇通人事验其吉凶；火器即制造大炮的军事技术，徐光启曾将其作为绝学以示其当务之急；水利指河水的治理与灌溉等知识，古有大禹治水，对农业国家至关重要。

严格说来，在传统文化体系中，绝学并非学问。世人对于绝学的态度让黄宗羲很是苦恼和无奈，他曾多次表达不满与痛心：“自某好象数之学，其始学之也无从叩问，心火上炎，头目为肿；及学成，而无所用，屠龙之技，不待问而与之言，亦无有能听者矣。”（《王仲撝墓表》）其知识渊博，熟稔绝学内容，亦是无人问津，无处可用。因此，黄宗羲提出绝学有其深意：一是绝学知识掌握者极其稀少，濒临灭绝；二是再不传承、发展的话，其知识就要断绝，其说既是客观事实，又是某种担忧，浙东学派注重学脉传承，定然无法接受；三是绝学知识非常实用，可以轻松解决实际生活问题，有其绝妙之意，彰显浙东学术的社会性和效用性；四是儒学有六艺传统，宋儒倡导绝学为天道伦理的圣人圣学，黄氏绝学也定为六种，既对应六艺传统，又革新宋儒绝学，不乏儒学天象、地形和人事等三才知识，也不缺西方传来的火器等科技门类，足见其学问之雄心和高意。

明末清初浙东学人编撰《宋元学案》，对宋儒道学颇有微词，认为道学空谈心性，不务实际。黄宗羲之子黄百家在《黄竹农家耳逆草·天旋篇》中毫不客气地说，“儒者身未尝登台，手不谙筹策，农圃之未习，不慊自居于不如，便欲以虚理肉吕，掩盖专门”；《黄竹农家耳逆草·浚恒篇》提及其父教训，“先遗献曰：‘圣人之道，只在日用之常。后之儒者，不务践履笃实，而惟求议论深微。听之美言可市，究之绝无把柄，恍忽不可为象，去圣道益远。《易》所谓浚恒之凶始求深也。’煌煌庭训，常在心目”，征引《易经·恒卦》的爻辞：浚恒，贞凶，无攸利，一味地深究永久天道，其果必然凶险，毫无用处。明清之际，浙东学派提出六经皆史和切于人伦日用的主张，可谓接续南宋事功之学，认为经史无本末体用之别，当两者并重，相互结合。全祖望在《甬上证人书院记》中总结，“学必原本于经术而后不为蹈虚；必证明于史籍，而后足以应务”，认为应将经术、史学和事功三者合为一体。

三、浙东绝学的继往开来

在西方科技的影响和推动下，绝学内容不同以往，最典型的莫过于火器。火器曾在崇祯朝堂上引发激烈论争，黄宗羲的老师刘宗周坚决反对制造火器，“迩来边臣于安攘御侮之策，战守屯戍之法，概置不讲，以火器为司命，不恃人而恃器，国威所以愈顿也”（《明儒学案》）。他认为国家大计当以法纪为主，讲究人事治理，而非科技发展，要将传教士放还彼国永绝异端，排斥禁绝其学问。黄宗羲对此不以为然，其在《明儒学案》中没有提及其师对汤若望等传教士的批评，而是认为应将火器列为绝学加以重视，火器具有巨大的实用价值。明代火炮东传，威力甚大，早已引起科技人士的关注。徐光启撰写《火攻要略》和《制火药法》等著作，并委托李之藻和杨廷筠购置西洋大炮，上书成立专门队伍，李之藻任监督军需，对火炮进行研究、制造和训练。明代曾先后出现过赵士桢、孙元化等火器专家，著作包括孙学诗的《西洋火炮图说》等。

明代嘉兴人陈荩谟对音韵学和数学颇有研究，撰写《皇极图韵》《元音统韵》《乐律希声》和《度测》等著作。上述李之藻是明代著名科技人士，与传教士交往密切，曾受洗入教，致力于译介西学天文学、数学和逻辑学等学科知识。天文学方面有《浑盖通宪图说》《日躔表》和《经天盖》；数学及其应用译著有《圆容较义》《同文算指》和《简平仪说》；逻辑学合译有著名的《名理探》等；还编刻西学丛书《天学初函》，涉及各门科学知识。李之藻译著除了口述记录外，还经常根据自己的理解自行发挥，集译、述和写于一体，突出其风格与本土化特色。

清康熙十五年（1676年），县令许三礼钦慕黄宗羲学问，邀其至海昌讲学。其间，有名叫陈的弟子承其绝学，撰写《勾股引蒙》五卷，后又完成《勾股论》二卷。黄宗羲为其著作写序时高度赞扬道：“空中之数、空中之理，一一显出，真心细于发，析秋毫而数虚尘者也，不意制举人中有此奇特。”（《叙陈勾股述》）陈注重科学的方法和知识的精确，让其看到绝学的未来与希望。黄宗羲弟子万斯同对历算学和律吕学等进行过深入研究，其学问工于考证。毛宗旦是清代钱塘人氏，熟悉表度和比率算法，善用西学平行线理论，著作有《九章蠡测》。在黄宗羲的影响下，浙东绝学研究逐渐兴盛起来，其子黄百家也是浙江绝学代表性人物。

黄百家早年跟随其父身边，深受影响，其科学著述有《明史·历志》八卷、《句股矩测解原》二卷、《黄竹农家耳逆草》二卷、《幸跌草》三卷、《利玛窦传》《学箕初稿》等。《黄竹农家耳逆草》中的《五行篇》提出分析古代五行等“虚窅无形”“可任人诬捏”和“无所证对”之词的历史和现实起源，强调科学研究的客观性、唯物性和实用性；《神灯赋》是黄百家亲身经历“神灯”（磷火）的写照，以此反驳其迷信说法；其在《报告黄箭山龙潭文》中对“祈龙祷雨”等迷信活动进行具体考察和客观分析，发扬浙东学派经世致用的务实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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